今天的 Editor's Pick，给大家带来了米切尔·邓奈尔的《人行道王国》——在纽约曼哈顿城区的格林尼治村，人行道商贩们试图通过工作来定义自身的存在，却屡屡遭受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误解和排斥。这本书“并非要指责任何一个群体的道德瑕疵”，而是在尽可能更真实地呈现不同个体对于生活困境的回应，“他们正努力着，不放弃希望。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敬意”。

　　我看着楼下的小摊主们，第一次想要了解他们的生活。

　　从宽泛的城市研究来看，《人行道王国》不能说是一本夺目的作品，相反，它平实、规范、因袭了强大而成熟的研究传统。在它 1999 年首次出版时，距离《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William. F. Whyte)的诞生已有半个多世纪，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American Cities, Jane Jacobs)出版也近四十年。

　　在浩若烟海的专著中提及这两本，仅仅是因为作者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Duneier)多次谈论简·雅各布森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对他本人研究的影响，而《街角社会》的作者、参与式观察法的开山鼻祖威廉·怀特，则对邓奈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前者是城市规划研究的典范，后者则开创了田野调查的新模式，而《人行道王国》是将这两者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

《街角社会》[美] 威廉·富特·怀特 著商务印书馆 出版

　　不论从一个粗略读点民族志的读者角度，还是从一名对“下田野”心向往之的学习者角度，《人行道王国》毫无疑问都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读物。它具备了我认可、期待和想要习得的诸多民族志书写的特征：生动的故事，细致的考据，清晰的结构，以及最重要的两点——强大的思辨与深刻的关怀。

　　“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是雅各布森书写的直接宗旨。这种直接性带来了显著的现实效果，不仅影响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改造政策，还使“人行道生活”从此成为城市理论学家们所强调的必要存在。直至四十年后，在本书成书之时，雅各布森笔下的街道生活依旧保留了下来。

        但是，致力于美国城市的族群关系、种族及贫困问题研究的邓奈尔，将焦点投到新出现的街道人群——在人行道上谋生的贫穷黑人男性身上。书贩、杂志摊贩、银行自动取款机门前的乞讨者，他们构成了人行道非正式生活中被描述的主体对象;通过深度观察、参与、体验他们的生活，邓奈尔深化了人行道生活的意义，反思了正式社会控制的后果及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在这样一片流动、狭促、隐匿的世界里，阶级、种族、身份问题在不断碰撞，日常生活的繁复冗杂在不断交汇。

　　我们的故事从一名街道书贩开始。书贩哈基姆·哈桑不仅熟读雅各布森的书籍，专卖“黑人书籍”，定位自己为“公众人物”，对于教导和影响年轻人很有一套，而且追溯其个人历史，他还是主动选择如今的生活方式的。结识哈桑之后，邓奈尔将他请到自己的课堂上，共同开设了一门“街头生活与美国黑人的思想生活”的本科生研讨课。课后，哈桑主动提议引荐他认识更多样的在街道生活的人，马尔文、罗恩、穆德里克、乔、利奥、兰迪……他们逐个走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随着交往深入而逐渐浮现的人物故事令人惊讶，也有力地击碎了我在打开书之前的许多想象。

        对于一个民族志的完成度，我通常有一个基础但有效的判断方法，即文本最终是否公正地完成了某种去陌生和去污名。在读完罗恩和马尔文的部分故事时，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马尔文的前半生几乎是照着一个被污名化的底层黑人男性的人设剧本走的：酗酒、孩子夭折、妻子早亡，生活像脱缰的马一路向下狂奔，嗑药、自残，以及最可怕的自我放弃的心态。根据一句常常出现在受访者口中的话，邓奈尔将这种精神危机提炼为“‘去他妈的!’心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抑郁，感到‘处于人生低谷’，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尽管一蹶不振是某种选择——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但这种选择并不是他们通过稳定的理性做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想要做出的选择”。至于从低谷里爬出来的方式，“中产阶级们习惯了在得抑郁症时去看心理医生，但许多像罗恩这样的贫穷黑人与他们不同，都没有途径得到百忧解之类的药物，只能试着自助”。哪怕这种自助只能一时自我麻痹，并最终将他们拉入更可怕的深渊。

      马尔文的人生故事既不是悲惨叙事，也不是奇观呈现，它为作者接下来深刻描画“逃避主义”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做了例证。吸食毒品、酗酒，甚至犯罪(这些行为往往与特定阶层和族群挂钩，并被视为他们应当被规训、被管制甚至被隔绝的理由)，是它们造成了逃避心理，还是逃避心理的无可解决(其背后是更重大的阶级、种族原因)导致了恶劣行为?作者解释，“这种极端的‘我不在乎’心态并不是滥用毒品所自然或自动产生的后果，它是逃避主义继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遭遇了特定境遇的个体的一种特征”。

　　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邓奈尔继续从马尔文获得“拯救”的后半段故事中，生发出他的观点——“人行道上的康复力量”，“当拾荒和摆摊等有限的经济机会带来积极的自我指引和人际关系，它们也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产生更加深远的积极转变”。研究观点与事实材料实现了逻辑链条的扎实咬合。没有任何一种说理，能够比一个活生生个体的生命经验，更加打动人心、不容轻视。

　　不过，倘若仅止于此，《人行道王国》就还谈不上具有“示范意义”。在《街角社会》1955 年的版本中，怀特加入了自己的实地研究经历，因为他意识到，“我们找不到任何揭示一名实地工作者必然经历的错误、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被卷进去的真实的说明”，而这个填补空白的尝试直接使书获得了新生。

      在前人有效尝试的基础上，邓奈尔无需掩盖自己显著的在场状态。在附录-研究方法陈述部分，他对于研究者融入和民族志谬误的思辨，让这本书的深刻性实现了飞跃。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幕，是邓奈尔的录音机无意间记录的两位受访者(作者隐去了他们的名字)的对话。对话中，他们给邓奈尔的白人犹太人身份贴上的标签，不比他们自己承受的刻板成见好上分毫。邓奈尔在这里坦诚地交待，“如果我把表面上的亲近等同于事实上的信任，或是以为我所描写的黑人穷人会在我面前无所顾忌地卸下面具，我就会犯下方法论上的错误”。

　　“在场”并不需要完全的信任，也不意味着全然的真相，这种不完整和不确定既是研究的常态，也是生活的本质。而应对它的对策，既不能是沉溺于个人叙事的细枝末节，也不能是拿宏观结构性力量当决定因素。在两者间寻找平衡并承认失衡的可能，是田野调查永恒的乐趣。

　　2019 年的简体中文版《人行道王国》有一个巨大的遗憾，书中的摄影作品太过模糊不清。实际上，本书的摄影作者奥维·卡特(Ovie Carter)是 1975 年的普利策奖获得者，长期关注芝加哥的贫困街区。邓奈尔在书中多次表示，他的照片帮助自己看到了“未曾注意到的东西”。对于人行道这样一个司空见惯而我们熟视无睹的独特场域，精良的影像呈现反而更显重要。

　　 或许，优质的社会学/人类学作品，往往能产生一些附加的效应，落地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那天的下班路上，我惦记着马尔文后来的命运转折，像往常一样走向常光顾的一个水果摊，它位于我家楼下一条不长的街道上，扎在许多蔬菜摊、糕点摊中间，它们曾在不久前的某个重要会议期间被清退过。我看着这些小摊主们，第一次萌生了一种冲动，想要问问他们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人行道王国》 节选

　　在谈论罗恩和他自己时，马尔文常常使用“康复” 这一术语;我有时也会从匿名戒酒者互助会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个词。这似乎是他为罗恩、穆德里克和街道上其他人提供帮助时，得来的词。“要我说，如果人们能与更高层面的力量打交道，他们总能找到办法，”他继续说道，“我有个让自己安心的好办法，能与上帝建立联系。我知道我犯了错，现在我已经六年滴酒不沾了;我 47 岁，但在保持清醒的世界里，我还是个婴儿。

    “我 22 岁退伍，24 岁结婚。我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切;我曾有一个完美的妻子和一切。但在那之后，我没有好好思考。因为我自己做了错事，一切都开始以错误的方式来打击我。压力也开始打击我。那时起，我开始喝很多酒。但并不完全是我造成了一切。因为我妻子失去了一个孩子，而我又开始喝得更多。然后她得了子宫癌。然后我差不多崩溃了。”

　　“发生了什么?”

　　“癌症痊愈了，但我慢慢地越喝越多，”他解释道，“就像大便扔到了吊扇上，我惹上了大麻烦。我们深爱彼此。一切都很好，除了我的酒瘾。”

　　“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一切。我的酒瘾让我无路可退。十二年前我来到纽约时，我发现不管你喝酒还是做什么都没人管，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喝酒和嗑药。在喝酒之外的时间里，我开始卖书和别的东西，尽可能地赚钱。”

　　“你是怎么戒酒的?”

　　“我去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因为我的腿出了毛病。我每次喝醉之后都会踢自己的腿。因为这个，我的腿受伤感染了，我不得不去医院拿青霉素。

　　“我说，‘去他妈的!’我服用青霉素的时候还在喝酒。下一次见医生的时候，我说，‘医生，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我说，‘医生，你在说什么呢?’他说，‘说实话，我觉得你下次就死了。’从那时起，我看到了光。不管你信不信，就像我是罗恩的赞助人一样，贾曼(一个卖精油和熏香的小贩，他戒酒成功，在同一街区上工作)是我的赞助人。他让我住在他家。他总是给我好建议。他说，‘马尔文，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我几乎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贾曼的支持和上帝，我是说，要不是我回到了上帝身边，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我的内心可能仍然在说，‘去他妈的!’我已经不再说这句话了，因为这种心态就像在说‘你活该深陷地狱’。就像在说，‘一切都下地狱吧。去他妈的。’而不是说，‘好吧，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得继续向前，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已经午夜了，自从九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待在第六大道上。罗恩没有回来。马尔文推测，他会彻夜饮酒和嗑药。第二天早晨，他可能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出摊是不可能的。马尔文说他感到很沮丧，但他接受这一切。

　　我们默默地收摊装箱，走过漫长的八个街区，来到瓦利克街上的曼哈顿迷你仓。他和其他小贩在这里租用存储空间，每月支付 45 美元。收摊时，马尔文坚持自己把四个板条箱搬到平板推车上，在第六大道的车水马龙中穿行了好几次。我则待在人行道上等着。走到迷你仓后，我们站在一个铁梯子上，把箱子搬进马尔文的柜子里;这时，马尔文对接下来的安排做好了决定。“罗恩会闹腾一番的。我们后天早上八点见面吧。”

       第二天早晨，我出发去找贾曼，想知道他是否认为自己是马尔文的“赞助人”，以及他对此怎么看。我曾听说贾曼帮助了第六大道上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个海洛因和霹雳可卡因上瘾的家伙，他名叫格雷迪，在公交车站亭附近卖杂志，常常睡在地铁车厢旁边被称为蝙蝠洞的区域。

　　贾曼在百老汇大街和休斯顿街的拐角处贩卖精油和熏香。“我十分相信榜样的作用，并试图做出表率。”他告诉我。他如此形容自己与马尔文的关系：“他戒酒之后，我把他带回了家，这种人有不少，他是其中一个。我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心。格雷迪会哭个不停，让我陪着他。他总是会说，‘贾曼，撑着我。’”

       贾曼解释道，他们也会支持他。“我的两个孩子都是跟我在街头长大的，我得背着他们。以前我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睡在我的摊子下面。我因为做生意被逮捕的时候〔因为在不允许摆摊的区域摆摊〕，警察没收了我的精油。我说我有两个孩子在街头，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能等等吗?他逮捕了我，说，‘让你的两个孩子去死吧。’”贾曼被带去警察局的时候，格雷迪和马尔文会照看他的孩子。